近期，各地掀起新一轮对医药代表的打击行动。比如，广东省某大型肿瘤医院发起突击检查，多名药企的医药代表被医院保卫处带走调查，起因是在患者看病的高峰时段，医药代表聚集在科室走廊等候“日常拜访”医生，影响诊疗秩序。

这不是个案。

长期以来，反对医药代表行业的声音认为，医药代表是中国医药灰色、黑色利益链的主要构成。参与国家医保局招采信用评价课题的咨询顾问王宏志告诉笔者，中国医药工业百强药企里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在司法机关、市场监管部门有行贿记录，有一家企业7年涉案47起。“三明医改”操刀人詹积富也透露过，为争夺医生对药品的处方权，医药代表牺牲了患者和医保资金的利益——医院要从药品加成中获得1元利润，患者和医保资金就要相应多支出7.67元；医生要从“回扣”中得到1元，患者就要多花费4元左右。

但是，医药代表是否天生就是恶人？医药代表行业是否被污名化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公立医院从财政全额拨款转向自负盈亏。受财政能力限制，原卫生部出台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办医政策，“以药补医”铺满公立医院的自主创收之路。当时中国公立医院、临床医生的新药遴选水平差，诊疗规范性不足，更没能力独立开展药物临床试验和临床研究。跨国企业的医药代表就有点像现代药学、新药研发在中国的布道者。在30年前的黄金时期，当西装革履的医药代表进入三甲医院，医院领导都亲自出马，科室成员列队迎接，挂横幅、拍合影，视同贵宾，奉为师长。

医药代表开始从“学术型”转为“关系型”职业，源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医药制造、流通行业恶性膨胀导致的“小散乱”格局。到世纪之交，中国新增药品批文已经上万份，医药流通企业数量涨到16000多家。然而，公立医院总盘子没变，药品医院准入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明面上违法违规地请客、送礼、塞钱；暗地里虚高支付讲课费、咨询费、出境差旅费；或者打“温情牌”每天给医生买咖啡、送零食、接孩子上下学。

医药代表行业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希望通过医生资源实现快速致富，无可厚非。行业改革的关键，是推动医药代表的执业行为阳光化、合规化，站着把钱挣了。今年6月，国家药监局公开征求意见的“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已经明确，医药代表不是销售岗位，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而是要回归学术推广、技术咨询、协助医务人员合理用药等。

以此为标准，全国200多万医药代表中，八成以上面临转型。处于金字塔尖的财务自由人士开始转型营销咨询、战略咨询业务；处于塔身的大部分白领人士开始“恶补”日新月异的医药生物技术知识；处于塔基“跑关系”的业务员只能被清出行业。随着更多医学、药学专业背景的硕士、博士进入医药企业医学事务部，新一代医药代表有望显著改善医药行业风气。

国家对医疗行业的改革，从未如此迅猛。

近日，丽水市中心医院原麻醉科主任雷李培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雷李培利用职务之便，在药品、医疗器械及耗材的引进和使用过程中，收受医药企业332万回扣；部分回扣交给科室，留下作为科室活动经费。

随着案件细节的曝光，药企的灰色营销手法也逐渐浮出水面。

雷某在拿到药企销售的回扣返点之后，就将一部分留给自己，剩余的交给科室，科室会按照医生的开药量来发钱。也就是说：普通的医生要想拿到更多的钱，就得给病人开更多的药。

随着越来越多的诸如此类案件细节曝光，一些地方药品“回扣式”销售成了公开的秘密，许多产品的回扣比例都是提前谈好的。有医药代表坦言：“用药品价格45%左右的回扣，招揽在医院有关系的二级代理商打开销售渠道。” 

医药代表违规被抓

8月14日，某地医院内有医药代表被抓。除了被抓还有被调查，据药斯拉分享，11日，金华xx制药的代表在家中被带走调查，被带走原因为其频繁出入科室，这位医药代表是一名地区经理，手机里有许多利益相关资料，以及客户转账记录。

一般销售人员在跟医务人员接触的时候，都是利用“拉近感情”、“培养友谊”、“感谢关照”为名义赠送红包、购物卡等。随着监管加强，行贿手段也更加隐蔽，如为医生请保姆，帮助子女升学，或把贿赂款列为咨询费、推广费等。

干掉医药代表，砍掉医生回扣。一个由内到外，斩断医生收取回扣的黑手，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千人斩”行动真的动起了真格。

6月5日，国家药监局公开征求《医药代表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来规范医药代表的从业行为。

办法指出，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不得有下列情形：鼓励、暗示医药代表从事违法违规行为；向医药代表分配药品销售任务，要求医药代表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

7月29日，广州某肿瘤医院突击，多位医药代表被医院保卫处带走接受调查。据业内人士爆料，一行有十几个医药代表被抓。事发后该医院发布公告，明确工作时间禁止任何代表到科室。严重违规者将受到停用相应公司产品，违规的医药代表将上报保卫科严处。

医药代表不得有下列情形：未经医疗机构同意开展学术推广等活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参与统计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对医疗机构内设部门和个人直接提供捐赠资助赞助。

7月23日，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部际联席会议第二十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2020年纠风工作要继续严厉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巩固医药流通领域纠风成效，坚决清理行业乱象，积极应对疫情防控风险点，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日前，国家医保局又高调下发《关于建立药企信用制度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企业承诺不进行医药贿赂等行为，且药企对其雇佣人员或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经销企业为己方药品或医用耗材实施失信行为承担责任。一旦药企被查出存在贿赂等行为，将受到相应处罚，轻则警告，重则取消产品中标资格。

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前，国家级媒体曝光了安徽淮北的窝案，震惊全国。

一场医药行业反腐风暴正在各地酝酿，8月只是开始。

有消息称，7月24日公开的《2020年医疗行业作风建设工作专项行动》将在本周正式开始“整治阶段”，全国开展为期15天的巡查。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级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违规行为，国家层面则派出专员，抽查各地医院。

此前，《健康报》披露辽宁已经于8月15日拉开全省大型医院巡查，覆盖范围为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本轮巡查将持续到2022年6月。

国家层面巡查则据称包括了北大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湘雅二医院等15家医院。

虽然各级巡查都指明了重点是党建、行业作风建设等内容，但核心内容就是一条：

严查医药行业违规违纪违法问题

随之而来的是，各地抓医药代表的消息逐渐多了起来。医院为求在巡查中自保，开始将压力向下传导，对原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医药代表下起了“狠手”。

而且，这阵风要刮多久，已经不再取决于医药行业的主管部门。

8月1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新一期《反腐三人谈》，驻卫健委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杨威介绍了今年“强化政治监督，严查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的工作部署。

杨威表示：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常态化疫情防控、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等重点工作，持之以恒做好政治监督，从严查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

中央纪委明确的打击方向是医保违规和欺诈骗保，这其中就包括了早已成为沉疴的医疗腐败问题。

正在进行的全国和各省医院巡查，是贯彻中央精神的具体执行工作。而首当其冲的，活跃在各地医院的医药代表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近期已经有多地爆出医药代表在医院被驱赶和带走问话的事情：

7月29日，广州某肿瘤医院，十几个医药代表被带到医院保卫处。

7月30日，北京某知名医院保卫处在门诊8楼巡逻中发现穿白衣的医药代表1名，随机将其带到警务室，医院也在第二天宣布停用涉事企业的药品。

8月11日，浙江金华某企业一名地区经理被带走调查，可能涉及与医生和客户的大量利益关系。

8月13日，业内又传出三甲医院驱离医药代表的现场画面。

湖南、辽宁、浙江、江苏……近一个月里多地发生的医药代表被驱离事件，都释放出强烈的信号，惩治医药商业贿赂已经不会像是以前那样一阵风的行动。

很多医院把订立了好多年的《医药代表来访接待审批规定》又拿了出来，要求所有产品介绍、学术讲座、临床试验等活动都必须事先提交申请，备案登记，对每家企业的进院人数也有严格的规定。

2020年重点推的“医疗行业作风建设”，核心就是卫健委一直倡导的“九不准”。包括：1.不准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2.不准开单提成；3.不准违规收费；4.不准违规接受社会捐赠资助；5.不准参与推销活动和违规发布医疗广告；6.不准为商业目的统方；7.不准违规私自采购使用医药产品；8.不准收受回扣；9.不准收受患者“红包”

9条里面，至少有5条针对的是医药代表这个群体。

对于立足已久的成熟企业来说，暂时的困难或许还能应付一阵子。

恒瑞医药2020年中报显示，公司销售费用达到40.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3%。生老病死由不得疫情，但销售活动却在疫情期间被极大压缩。很多地方的医院门庭冷落，连病人都见不到几个，能花出40亿的销售费用，也是恒瑞销售能力的体现。

但对于很多要立刻打拼市场的企业，疫情和新禁令的叠加效应，可能会造成较大的冲击。

2020年是很多创新药企的“商业化元年”。再鼎医药内地首个上市药物尼拉帕利1月13日举办的上市会；歌礼制药在去年11月29日拿到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基石药业也在去年12月开始组建商业化团队……还有诺诚健华、复宏汉霖等一大批企业都正在或即将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

此前，创新药企业们磨刀霍霍拼新药上市进度，如今众多新药瓜熟蒂落，企业们开始比“市场能力”。只是，当下的环境却并不适合销售业务的开展。

当然，学术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仅是院内推广。但政策高压之下，很多正常的学术活动都有可能引发不佳的联想，势必极大减少企业与医院、医生接触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国家控制药价的力度正在逐步加强。仿制药层面，8月20日即将开始的第三批国家带量采购已经纳入了86个品规，而且有消息传出，到2022年要实现覆盖500个品规，国家不开展的，各省自己组织开展。这几乎要将近80%的常用药物带进极其残酷的价格战之中。

创新药层面，每年进行的医保价格谈判将成为各家国内企业的必争之地。尽早纳入医保，争取一个合适的价格，才是各家创新药企应对市场竞争的最好避风良港。

然而医保每年给价格谈判的支付额度也很低。2019年97款药品总的采购金额不超过150亿元。所以在砍价时各谈判组想尽各种办法压低价格。

2019年的价格谈判中，PD-1类药物仅有国内企业信达生物一家入围，而且谈判价格与几家国内企业品种的实际售价相差无几。这令行业大为不解：企业实际让利并不是很大，为何不积极争取进入医保的机会？

业内专业人士分析：这与企业的价格底线有关，说明国内相关产品价格竞争已经十分激烈。实际成本偏高，企业没有太大的降价空间。

尤其是对于仅有一两个品种上市的创新药企来说，研发或许能在资本的支持下不断突破，但如果不能通过市场实现自身造血，资本最后也会跌入无底洞。

严打医药行业腐败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现在还没被充分意识到。